江西核电项目民调被指失真 村民按要求填可获奖

  2011年，福岛事故发生5天后，国务院就出台了“国四条”，要求对全国在运在建核电机组进行安全检查，暂停审批核电项目。

  尚未获得开工“路条”的彭泽核电项目也被叫停，核电厂的人员逐渐被分流撤离彭泽。

  南方的春天，雨一直下。走在马当镇的街头，清冷得有些凄凉。街上那些为服务核电项目而繁荣起来的商铺、酒店、饭馆、娱乐场所等等，或者门庭冷落，或者闭门停业，尚未来得及完工的“配套设施”则成为了“烂尾楼”。

  曾经踌躇满志要建成一个拥有5万人口新城镇的马当镇，其短暂的繁华就这样戛然而止。

  而在一年以前，这个财政收入仅5亿的小县城，正憧憬着核电站建成后的日子：每年数十亿元的税收以及千亿核电产业所带动的经济腾飞。

  作为江西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核心工程，彭泽核电站也担负着为这个一次能源匮乏的省份解决电力紧张的责任。目前，江西省近70%的电煤仍靠省外调入，平均输送距离近1000公里，90%以上靠铁路运输。

  如今，面对所有关于彭泽核电站的质疑与争论，江西官方选择“集体沉默”。江西方面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这样表示：“这是一个国家战略项目，项目最后的命运只能由中央定夺，不是江西省所能决定的。我们的态度是不争论。”

  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介绍，在他卸任之前，曾专门去找副总理汇报过一次，那时候福岛核事故还没发生，他很迫切地希望可以把这几个内陆项目批了。但副总理表示，想让他们做个《核电安全规划》。

  近一年时间，彭泽核电站一直在等《核电安全规划》出台。但就在该规划即将上报国务院之际，来自望江的“核电恐惧”使得彭泽核电站的命运充满变数。

  那位核电领域的权威专家觉得：以目前的情况看，彭泽核电项目估计在2015年前都复不了工。

  “有人说，这是利益之争，将来可优先考虑核电站发挥效益以后利益共享，我只想问一句话，是命重要还是钱重要？”汪进舟说，他坚决否定这个观点。

  “但若真建成，即使不发生核泄漏，对望江县确实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洪增智说，在距离彭泽核电站厂址不过10公里的地方即是望江县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核电站像是一个无形的‘炸弹’，开发园区里，那些投资的人可能会因此搬离，没有投资的人也不会再来。这岂不是变成‘无人区’？”

  根据《核动力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5公里范围的限制区内不能做任何建设。“桥港经济开发区怎么办？桥港经济开发区跟彭泽核电站就是你死我活的抗争，两者不可能共存啊。”方光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除望江县经济开发区外，望江还有一个正在规划建设的桥港经济开发区，距离核电站不到4公里的地方，2010年获批，预计2015年建成。

  无论诉求的初衷是否有利益之争，但彭泽核电站除带来安全的隐患之外，给望江县的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这的确是个现实问题。

  “安徽省的领导和江西省的领导应该站在国家政治利益的高度，见面一起解决这一个问题。”上述核电专业的人建议，“江西方面总得考虑一下安徽的利益和忧虑，解决一些现实问题。你总得让望江人也上上厕所吧？”

  方光文说，倘若在媒体的舆论之下，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他们只能走最后一步：讼道。“以环境影响权益方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到底。”

  一、人口数据失真。彭泽核电厂项目所在地半径10公里范围内涉及望江县华阳镇、杨湾镇、太慈镇等多个乡镇，其中半径3.2公里至10.9公里范围内的华阳镇，非流动人口就达17万，流动人口3万。而彭泽核电厂在2006年上报的评估材料，以及2008年修改之后的人口数据，均存在严重失实问题。

  二、地震标准不符。核电厂所处的江西九江位于“九江—靖安”断裂带上，地震较为活跃，近十年已发生5次震级在3.2~5.7级的地震。该核电厂却在选址影响报告书中称，厂址附近范围不存在第四季活动断层，属于弱震区。

  三、邻近工业集中区。核电厂临近工业集中区，该厂选址阶段的环评报告称15公里半径范围内无大中型企业，这与事实不符。在10公里范围内，望江县经济开发区内大约有 100多家企业，两万工人，已经投资了100多亿。

  四、望江县约20万人在长江取饮用水，与核电站正是对面；距离安庆市半径50公里73万人的饮用水，也在核电站的下游。这一些状况，在环评中并没有反映出来。

  曾参与中国第一颗、氢弹研制开发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是“内陆建核电”的坚决反对者。他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呼吁，必须立马停止在中国内陆地区建造任何核电站。最终的原因是：现在的核电站设计者根本没办法保证其“不安全系数”接近于零。

  ：主要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核电站的最佳防御体系是安全壳，把整个的放射性都包起来。这样即使出了事故，只要安全壳不毁，就能把放射性包在里面，这是最重要的一道屏障。但是设计的安全壳是不是足够安全？如果出了事故以后，反应堆里面的热量是在不断释放的，这是放射性核，如果热量放得慢慢的变多，压力总会一直增长，如果增长到壳吃不消，就会爆炸了。这最后的安全屏障也就损坏了。下面再连续多次的较小的后发事故也不能防御了，小事故也会变成大事故。在内陆建核电站，我们一定要反思的是，人类对核事故的严重性认识够不够？是不是已经有足够的对策？这个对策是不是经受过考验？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能源紧缺的大背景下，发展内陆核电是大势所趋，您怎么看？

  ：不见得。可完全有别的办法解决，比如说，发展水电。水电开发要钱，核电也要钱，而且可能更贵，水电开发可能要移民，核电也要移民啊。核电周围按照现有的规定，5公里范围内不能住人，5公里是半径，变成直径就是10公里，加上核电厂占地2公里，方圆12公里，这样建一个核电站就要占去100平方公里，面积也不小。

  《中国经济周刊》：据了解，在国外，像法国，核电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已经高达70%，中国的核电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才1.12%。从这个方面看，我们的祖国的核电发展是不是远远不够？

  ：法国的核电比重的确很大，但已经背上了包袱。他们也担心袭击。过去，我们就没有把核电当成一个很大的比重，长期以来就是1%，甚至于连1%都不到。法国是因为居里世家大大地推动了法国核电的发展，但是法国核电发展的推动比我们要慎重得多。法国人在后处理的技术方面是高投入和比较先进的。我们的后处理才刚开始。再加上法国是风调雨顺的国家，而中国又是水灾又是旱灾的，历史上的三年大旱仍然记忆犹新。

  而且，核电站会造成热污染。法国的核电站也是建造在内陆，污染排到水里去后，热量很大，气温很高。到了夏天，法国也要关闭核电站，停止发电，否则这个热量大得不得了。

  据说长江流域已经有22座核电站在申报，总功率可能是2800万千瓦，或者3000万千瓦。从武汉到南昌再到重庆、南京，都是火炉地区。这么大的热量往长江流域里排放怎么办？重庆本来是打算建的，但现在停了。法国有法国的国情，不能说法国建了核电站，中国就可以建。

  ：首先是利益驱动。核电站如果放到海边，要防止海啸，但防止海啸的成本很高，需要一个很大的防波堤，而且还要比较高，这笔投资是很大的。而放在内陆则相对便宜。其次，沿海地区的地价都高得不得了，内陆地区地价比较低，补偿标准也可以低一些。但是，如果中国背上这个大包袱，最难对付的是袭击。如果“9·11”袭击的是一个核电站，核电站的壳子吃得消吗？

  中国的核电产业似乎又走到了十字路口。在中国核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透露，2012年3月后，核电有可能步入恢复发展的轨道，中国未来将是世界最大的核电市场。

  2008年的那场冰雪，无情地摧残了我国内陆省份脆弱的能源体系，也坚定了执政者加快发展核电的决心。

  冰灾之后，湖北咸宁大畈核电站、湖南益阳桃花江核电站和江西九江彭泽核电站，很快成为第一批获得国家发改委“路条”(即同意开展前期工作的批复)的内陆核电站。

  与此同时，辽宁、吉林、安徽、河南、四川、重庆等地区也纷纷宣布本省份核电规划，试图通过建立核电站，改变由于能源紧缺给内陆省份发展带来的威胁。

  据《国家电网报》2010年7月披露的数据，在中国43个审查完成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核电项目中，内陆核电站占31个。此外，内陆还有大量核电站规划处在“普选”阶段。

  当前，我国已有的核电项目都建在沿海。如果上述项目都上马，势必将出现一股强悍的“核电内陆化”浪潮，全国核电以沿海为主的布局也将被打破。

  不过，2011年3月11日，日本核事故不期而至，轻而易举阻止了中国核电即将出现的“”步伐。

  东日本大地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后的第六天，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立即对中国做全面安检；立即停建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核电站；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

  中国早期的核电站都建在沿海，根本原因是：中国内陆地区人口稠密，若发生核事故问题将很严重；但是国外却不同，法国的核电站很多都建在内陆，美国的100多个核电站大体上也是均衡分布。

  适度地在内陆布置几个核电站，成为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考虑的问题。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前，湖南桃花江、湖北咸宁和江西彭泽这三个内陆核电站都已上报到了国务院，但还没有来得及批，福岛核事故就发生了。虽然没批，但是国家发改委还是给它们都发了“路条”，允许开展前期工作。

  “路条”开出，三个首批内陆核电站已处于“等待”状态。知情人士分析，一种原因是在等待《核安全规划》的出台，另一方面，与近期人类对于第三代核电技术安全性的争议有关。

  对于一个核电人，等待规划获批及核电厂建成，大约需要10~20年漫长的过程。

  “很多人等不到这个核电厂批下来，可能他都快退休了，做核电是最‘熬人’的。”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核电建厂的要求要比普通设施严格很多，“比如是否处于地震带要找地震局，飞机航线要取得民航局的同意，甚至还要找国防部。所有这些加起来有几十个文件要拿到，之后还要专门组织上百名专家围着厂址，用上一年的时间进行评审。“江西彭泽已经搞了10几年了，那里的很多人都是大学刚毕业就到这个核电厂址进行筹备，等到他退休了，这个厂还没出来。”

  《中国证券报》2月14日的报道称，目前，由国家核安全局牵头编制的《核安全规划》已上报国务院，由国家能源局编制完成的《核电安全规划》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调整规划》即将上报国务院。

  作为直接参与者，张国宝对《核安全规划》和《核电安全规划》的出台背景了如指掌。

  去年福岛核事故发生五天后，国务院就出台了“国四条”。“当时汇报的纪要里明确，由国家能源局制定《核电安全规划》。但‘国四条’又规定，由核安全局来牵头做《核安全规划》。于是，核安全局做《核安全规划》，能源局做《核电安全规划》，而《核安全规划》涵盖《核电安全规划》，两个规划本身存在交叉，出来之前必须要汇集。”张国宝说。

  如果《核安全规划》、《核电安全规划》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调整规划》这三项规划获批，意味着核电新建项目审批重启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消息人士称，这一系列政策程序最快在今年3月底前完成。

  有专家预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由南往北，由东往西，慢慢的变多的核电站将慢慢罗列在中国的地图上。中国核电在短暂、适度的调整之后，或将步入黄金时代。

  2月28日，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院长兼总工程师张作义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

  《中国经济周刊》：内陆核电站目前在技术和安全性上仍存在比较大争议。您怎么看？

  张作义：在认真遵守国家相关核安全与环境保护等法规的基础上，谨慎决策，不搞核电的前提下，内陆可以建设核电站。首先，国际上的核电机组大部分建在内陆。从美国到法国，再到俄罗斯，没有说核电厂沿海可以建，内陆不能建的。其次，在确保反应堆安全，例如衰变热的冷却问题上，内陆核电一样能满足。它需要的水很少，只需要每小时10吨水，1辆消防车来回跑就够了。第三，在正常运行有关的放射性排放上，同样功率的核电厂并不比燃煤电厂高。同时避免燃烧大量煤炭，排放酸雨、温室气体、粉尘。第四，放射性废水排放问题能够完全满足国家法规的要求，也可以提出更高的要求，技术上可以解决。现在我国正在运转的核电站的放射性废水排出去时实际上已经处理得很干净了，远远低于环境保护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沿海的核电厂旁边，很多人照样可以在那里游泳。

  张作义：核电选址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天上地下人文等都有要求，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允许建核电站，要看天文地理，不能有超过设防标准的地震、海啸、洪水、龙卷风等，没有断裂带，不能离火源很近，天上不能有飞机航线，人口不能靠近大城镇，要靠近电的用户等等，非常严格。真正能满足核电标准的厂址并不多。即便选定的厂址，最后能不能建，还要国家环保部和国家核安全局等部门说话，这个“说话”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符合要求，经过审查的厂址是稀缺资源，应当保护好。

  《中国经济周刊》：一个核电站的建成需要10~20年，为什么大家还是热衷于要上核电站呢？

  张作义：这里面不完全是经济利益，还有环境效应。如果不设核电厂，就要烧煤。现在对煤电和水电也有争议，水电有移民拆迁，而核电的厂址很小，牵动的人相对较少。现在大家希望最好是插座一插就有电。但是电从哪儿来？能源从哪儿来？我国大量烧煤，已经烧掉了30亿~40亿吨煤，全世界都在反对。现在最大的环境问题是温室气体排放，我国已经是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为了烧这几十亿吨煤，每年要死很多人。靠风电和太阳能支撑不起13亿人口的需要。中国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不能没有核电。如果不出现重大核事故，核电厂是非常干净的。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全世界没有正在运行的应用第三代核技术已建成的核电厂。这是否意味着即便运用第三代核技术建设核电站也存在风险？

  张作义：核电有代论，但不唯代论。技术的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核电站的寿期超过40年，不能因为有新一代的出现，就放弃老一代。老一代技术有经验积累，技术成熟，并且不断改进，也能够完全满足安全要求。第三代核电是在以前成功经验基础上，经过20年发展，进行了大量科学实验，其安全性不是仅仅依靠计算出来的。在引进4台核电机组成功建设的基础上，继续建设三代核电机组，风险是比较小和可控的。

  《中国经济周刊》：如果在内陆建了特大核电站，万一出现特大核电事故如何避免？

  首先，核电的整个决策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个决策综合考虑了我们国家人民的福祉、核电的安全、核电的技术水平等因素下的一个非常谨慎的决策。

  其次，我国是核大国之一，过去50年积累了很好的基础。由于后发优势，我国目前在建核电机组的技术安全水平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要避免式的发展。

  第三，努力避免发生特大事故。从过去的实践看，是有可能做到的。日本福岛第二核电站在发生同样的地震和海啸的情况下，也没有发生特大事故，说明在技术上是可能做到的。

  第四，要做好应急准备。日本的实践表明，即使发生福岛那样的事故，也可以把损害降到最低程度。例如福岛核事故并没有人员死亡和重伤，而地震和海啸已经带来了2万人的死亡。

  应当特别说明的是，我国核电安全有国家核安全局进行监督。国家核安全局是完全按照国际规范来做，跟国外完全接轨。核电的监管比国家食品、药品都严格得多。它使用的法规都是跟国外完全一样的。在操作和执行上也一样很严格。

  张作义：从环保部、国家核安全局作为主管部门，始终是在不断地发现新问题，不断地改进和不断地加强。吸取福岛的经验教训，这个要求就会更高了。为避免海啸，现在已经要求核电厂要加强防止水淹的措施。

  《中国经济周刊》：据悉，国家能源局将新增设核电司，而国家核安全局在原来一个司的基础上调整到3个司，该消息是否属实？

  张作义：福岛事件之后，核安全监管机构一直在做调整。目前核安全机构已经基本调整到位。因为电站建得多了，就要多一点人来做监督。核安全局是监督到每个核电厂今天能干什么，明天能干什么。核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就是需要核电反应堆技术、辐射防护技术、设备制造技术等有关专业领域的人才。国家能源局这块也在加强。

  张作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外在发展核电的时候，我国还没有。1980—2000年左右这一段时间，国家核电没怎么发展，实际上也是担心我们的设备、技术经验跟不上，也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的。我国真正商业规模的秦山大亚湾核电站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才有的。直到近年来，我们进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发展时期。但是韩国发展更快，我们搞的时候，他们连核是啥东西都不清楚，但他们现在的核电设备已经能出口。核电不仅是电力，还是一个国家的战略产业，是一个高端制造业。

  《中国经济周刊》：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不只是中国，核电在世界上都是一个发展趋势？

  张作义：是的。中国如果不做，我们可能下一轮又要引进。我们是核大国。如果当年毛主席、周总理一犹豫，比如有人一说搞核的又花钱又不安全，万一出个事故怎么办？中国就不是核大国了，更不会有了。